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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政治权威衰落 三大转型酿世界秩序危机

来源于 作者:商业见地网专栏作家 东方视点 2016-07-19 星期二

英国公投、美国特朗普主义、中东乱局、恐怖主义持续、欧洲难民潮和极端政治力量勃兴、拉美民粹主义从左派转向右派、亚洲地缘政治之争等等,都指向一个事实:今天的世界秩序出现了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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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公投、美国特朗普主义、中东乱局、恐怖主义持续、欧洲难民潮和极端政治力量勃兴、拉美民粹主义从左派转向右派、亚洲地缘政治之争等等,都指向一个事实:今天的世界秩序出现了大问题。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人们都面临着秩序和治理问题。内部秩序和治理危机是政治权威衰落的结果。诚如近代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所言,秩序由权威所确立,没有权威就没有秩序。政治权威衰落了,秩序就不可避免发生危机。再者,当前的国际秩序危机和内部危机是互为一体的。内部危机可以外延成为世界危机,例如中东政权的解体所造成的欧洲难民潮。另一方面,外部力量也可以构成内部治理危机。中东政权的解体大都是外部干预造成的。英国公投也是对欧盟的不良发展的反应。

秩序和治理危机如何发生?所谓的秩序就是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精英和民众之间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的危机是过去三大转型的产物。这是从二战之后开始发生,冷战结束之后加速,发展到今天仍然继续。

第一大转型是从国民经济向全球经济的转型。近代以来,资本的全球化一直在发生,但并没有形成像今天那样的全球经济。国民经济指的是各国享有经济主权。在漫长的国民经济阶段,各国的对外经济关系主要表现在贸易和投资。尽管从对外经济活动所获得的利益分配,对国内各个社会群体也是不公平的,但政府有能力通过税收等机制来调节,补偿受益不多和甚至成为受害者的社会阶层。

当世界进入全球经济时代后,所有国家对全球资本都失去了有效主权,甚至完全没有主权。除了少数像朝鲜那样的封闭经济体,再没有传统意义上的主权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时代,资本具有高度的自治性质,脱离了政治和社会的制约,即使遇到来自政治和社会方面的阻力,也能够自行全球化。通过全球化,经济活动的绝大部分利益仅流向资本及关联的少数社会成员,形成了西方所说的“富豪经济”。当资本可以随心所欲的时候,政府则陷入困境。各国的税基大大减小,政府缺少收入,很难再通过传统的收入分配方式来保障社会公平。富豪经济已经使得社会内部的收入差异加大,而政府财政收入的减少则失去了基本的社会公平。

中产阶层是社会秩序的保障。全球经济已经重创今天的中产阶层。从就业就可以看出今天中产阶层的恶劣环境。在西方,中产阶层由从前的产业工人转化而来。但全球经济产生了两个要素,改变了就业局面。第一,技术的流动。在国民经济时代,技术产生就业,一个技术的产生往往导致一个产业的产生,从而也是产业技术工人的产生(就业)。但在全球经济时代,资本为了谋求最大利益,往往把技术出口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因此一个技术的产生,既产生不了产业,更产生不了就业。很长时间以来,美国的就业机会被转移到了中国的珠江三角洲和其他地区。第二,区域化和全球化也导致了劳动力从落后国家向发达国家的流动。这种流动有“非法的”,例如涌向欧洲的难民,也有合法的,例如欧盟内部的劳动力流动。这种劳动力流动尽管从经济学意义上有其理性,但在社会学意义上则对发达国家的本地劳动力,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今天的技术进步则更是对就业产生致命伤。技术产生就业的时代已经过去,今天的技术不仅不产生就业,而且减少就业。人工智能的发展就是这样。6月25日的《经济学人》专门讨论人工智能问题。一项研究认为,在今后的10至20年里,美国高达百分之四十七的工作岗位要被自动化所取代;而保守的估计也会达到百分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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