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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魏则西之死与国家监管制度重建

来源于 作者:商业见地网东方视点专栏作家 郑永年 2016-05-05 星期四

任何社会,三大力量即政治、资本与社会之间必须维持基本的均衡;一旦失衡,社会方方面面就会出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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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魏则西之死引出了人们对百度及其关联的武警医院、莆田系的声讨。不过,冷静下来想一想,百度可能只是“运气”不那么好的一例罢了。死了人才成为社会事件;如果不死人,百度照样会继续我行我素。

实际上,类似的事件绝非首次。在过去的很多年里,类似事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爆发出来。各类环保事件、毒奶粉、毒食品等等一直充塞着媒体和坊间。同样,类似的事件也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例,今后也会不时地爆发出来,甚至可能以更大规模爆发出来。也可以预想,类似的事情不仅会出现在互联网领域的相关企业,其它各种类型的企业也会难以逃避。原因很简单,它们都是这个时代的产物。

这样的事件爆发出来了,人们愤怒不堪,纷纷去挖这个企业的老底,去揭示这个企业和政府等角色之间的关联。但结果又会怎样呢?显见,类似的事件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发生着。在很大程度上,这也已经成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模式了。为什么会这样?一句话,这是人们没有制度性反思的结果。如果政商关系体制不改善,那么对个体(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组织等)的谴责都会无济于事,同样的事情会一直重复下去。

从大历史来看,其它一些发达国家也走过了类似的进程。类似的事情只是资本之“恶”本性的结果。根据马克思的说法,资本的本质就是利益与自私。根据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设想,本性都恶的资本之间的互动能够产生公共的善。不过,这仅仅只是一个假设。因为在实践中,国家的监管更为重要。资本趋利行为是其扩张的动力,这个动力也促成资本能够为社会创造财富,贡献于社会。从经验看,只有国家有效的监管才能使得资本行为趋善。

在实践上,国家对资本的监管(或者监管国家)是社会、资本和政府三者之间斗争出来的。从马克思所批评的原始资本主义转型到今天的福利资本主义并不是资本本身发展的逻辑,而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产物。福利国家强调的是分配正义,如果没有强大的社会主义运动,这个转型很难理解。近现代监管制度的确立是为了遏制资本“恶”的本质,使其从善。

也就是说,监管是政治的产物。笔者一直强调,任何社会,三大力量即政治、资本与社会之间必须维持基本的均衡;一旦失衡,社会方方面面就会出现问题。在这三大力量中间,社会力量是最薄弱的环节。西方的进程基本上是这样的。在原始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导一个国家的政治。马克思当年批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国家只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不过,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发展壮大起来。随着工人阶级进入政治舞台,西方的大众民主就开始了,也就是说,选票开始发挥政治作用。尽管资本仍然继续在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政治和资本之间相应分离开来。选票表明社会力量,为了选票,政治就要去监管资本而照顾到社会利益。这样,在政治、资本和社会之间维持一个相对平衡状态。在建立监管制度过程中,社会参与具有重要性,不仅在于社会要用监管制度来维持自己的利益,更是因为社会就是消费者,是资本运作的社会结果的承受者,社会反馈的资本关联信息对监管制度的运作至为关键。没有社会收集到的信息,监管制度很难有效运作。同时,在这三者互动过程中,法治扮演了重要角色,法是平衡器,任何一个角色都要用法律来保护自己。

回到中国的例子。为什么中国建立不起有效的监管制度而使得监管处于失败的边缘呢?从政府和企业行为逻辑来理解,这里实际上很简单,那就是,政治控制太有效了,法律监管必然失败。当政治手段比法律手段更重要的时候,这类事情变得不可避免。实际上,这种情况表现在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各个角落,何止百度、武警医院和莆田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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